知道全球最多秘密的男人(不是奥巴马)要退休了,他终于能松口气了

来源:GQZHIZU    发布时间:2019-07-10 18: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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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恨斯诺登的人。


作为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统筹领导美国情报体系17家机构的工作,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等,并且直接向总统奥巴马汇报。多年以后,人们可能会想不起这一任情报局长的名字,但一定会记得斯诺登。毫无疑问,斯诺登的出现大大改写了詹姆斯·克拉珀的职业生涯,以至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特别想回到冷战时期,那时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而且我们知道他是谁。”


或许是为了给自己挽回最后一点颜面,在任期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詹姆斯·克拉珀连同他的十几名助手和顾问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采访中,他谈到了棱镜计划,谈到了全民监听的道德性,也谈到了美国情报系统的危机。


今天,詹姆斯·克拉珀终于可以退休了,毕竟整天带着那么多秘密生活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不管怎样,你可能都要承认他确实曾经干过一份世界上最难的工作:不仅要监视所有人,而且斯诺登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在监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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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7日周四上午,詹姆斯·克拉珀宣布递交辞职信,他将于64天后正式卸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


美国国家情报局长詹姆斯·克拉珀很少公开露面。他今年75岁,自认为是个怪老头儿。曾是美国顶级间谍的他留着光头、嗓音低沉浑厚、一身紧实的肌肉。克拉珀平日喜欢骑自行车,虽不怎么喜欢穿西服却又因公不得不穿。他极其反感在国会山露面,因为国会议员常常对他围追堵截,问问题时咄咄逼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觉得作报告,尤其是作公开报告,就像铺床一样烦人”。


克拉珀表示,他工作的乐趣之一就是和“秘密帝国”的员工开会。这个所谓的“秘密帝国”里包括17家机构,其中既有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国防情报局(DEA)和联邦调查局(FBI)这样响当当的机构,也有像财政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之类鲜有人知的机构。


在任的6年间,他往返于国内外,和情报人员、分析师及特工开了无数的会议。这些会议一般规模不大,跟时下热门的新闻也没什么关系,而主要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情报局的事情上。对克拉珀来说,军事情报机构内这些事情虽琐碎,但处理起来还算比较轻松。


美国战略司令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附近,这里也是美国核弹部队总部所在地。八月下旬的一天,克拉珀在司令部会议室里接受了来自180名民众和军队人员的提问。这次,在他回答了有关部队入伍以及协调情报系统等常规问题后,一个像他一样身着制服的职业军人拿起麦克风,问了他一个上任以来他从没遇到过的问题。


“你觉得监听民众道德吗?”


有那么一瞬间,他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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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监听者的成长史


20世纪70年代初,整个美国的情报机构陷入混乱,年轻的克拉珀那时还是美国宇航局局长的军事助理。当时一伙反战人士闯入宾夕法尼亚州米底自治区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偷走了大量涉及多个国内非法监听项目的文件。这些项目由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牵头,目的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左派力量。


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手段卑鄙阴暗,早已让民众对美国情报机构丧失信心。这件事发生后,公众对其信任度更是锐减。此后,美国国会开始着手控制,通过强化法律条文,以杜绝国内监听项目。


而在40年后的今天,克拉珀所监听的范围之广超过了美国情报局历任局长。可能是觉得监听活动再次突破了人们的接受底线,于是他选择了卸任。前国安局外判技术员爱德华·斯诺登如今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因为他揭发了美国政府的监听内幕,同时也把新时代国内监控现状公之于众。


有人指责克拉珀所领导的这些情报机构会把美国带向反乌托邦的未来:到时候政府无所不知,即使滥杀无辜也不会被问责,就算人们遵纪守法,自己的信息也会遭到调查,政府还可以通过后门、恶意软件甚至与行业的私下交易来破坏私人电脑安全系统,克拉珀对此类指控进行了辩解。尽管他认为如今的丑闻和几十年前的比起来没那么劲爆了,但克拉珀声称,斯诺登曝光的项目“受到美国三大权力机构监督,机密数据也非常有限,有权接触这些数据的高官数目更是少之又少”。


克拉珀说他从未质疑过自己的职业道德。在他看来,情报工作光荣高尚、光明磊落:无非就是合法授权后收集情报,再把情报客观分析,最后呈交给决策者。但如今,这项工作像是一个战场,混乱又糟糕。他认为,美国似乎陷入了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持久战里,而且敌方变幻莫测,分不清是谁。如今,在情报机构工作的员工甚至能轻易地将存有几十年机密的U盘泄露出去,单这一点就让克拉珀更加怀念过去的好日子。那时候苏美关系处于短暂缓和,情报工作也没那么复杂。他告诉我:“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冷战时期,那些日子还不那么紧张。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而且我们知道它是谁。”


克拉珀并不担心他的监听活动是否越界,他担心的是华盛顿的领导人有没有能力应对如今美国面临的多样化、全方位的威胁。国会讨论的话题基本都是 ISIS、网络战争、朝鲜核问题和俄罗斯崛起等问题。每年参加国会时他都忧心忡忡,他做的全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也显示未来局势并不乐观。他坦言,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不仅仅是困扰这届政府的问题,也是下一届政府要面临的挑战。


不过再等几周,新的局长上任后,克拉珀就再也不用考虑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了,他巴不得早点进行工作交接。过去的几年里,他常常盘算离退休的日子还有多久。通常,他会在早上向三军统帅,也就是第一情报客户汇报工作,这时奥巴马总统会询问他目前的有效选票情况,然后俩人顶拳以示友好。任期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克拉珀连同他的十几名助手和顾问接受了《连线》杂志的系列采访。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采访中,他们谈到了美国的情报机构,以及留给新上任班子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即使已经干了六年,克拉珀还是不适应这样的采访,他说:“工作交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话说得越少越好。”


911事件使美国意识到专门成立一个监督情报工作部门的必要性。2005年,在白宫旁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美国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约翰·内格罗蓬特提名首任局长,当时局里还只有11名员工。五年后克拉珀上任时,国家情报局已经搬到了弗吉尼亚州麦克利恩市的复合大楼里,占地约51英亩。


尽管路边的指示牌并不显眼,但在里根国家机场下飞机时还是很容易看到1550号泰森斯·麦克利恩大道。从空中俯瞰,地面上有两栋 L 形和 X 形的建筑,也许是表示“自由十字路口(Liberty Crossing)”的意思。


Liberty Crossing


911事件后,人们借这两个符号来表达美国国内高涨的爱国热情。这两栋建筑就是美国国家情报局和国家反恐中心指挥部的办公大楼,大约能容纳1700名员工。国家反恐中心也是在911事件后成立的,中心的多任务指挥所就像座微型城市,里面有警察局、一家唐恩都乐和一家星巴克。


克拉珀的办公室位于 L 形楼6层,面积很大,除了一些政府标配的黑木家具之外,显得空空荡荡。门上贴着的海报十分夺人眼球,上面有只冷峻的秃头鹰,以及“我在微笑”的字样。


克拉珀和情报工作有着颇深的渊源。他的父亲在二战时就是名通信情报员。1962年,21岁的克拉珀还是空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当年受到肯尼迪总统的接见时,他说自己想成为一名情报员,这是他唯一热爱的职业。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时候,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她的父亲也是名情报员)。越南战争时,克拉珀和时任国家安全局作战副局长的父亲并肩完成了一起情报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克拉珀始终扎根于情报工作。2007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任命他为五角大楼情报防御副部长,负责监督所有有关国防的四个情报部门。


2010年,由于美国情报体系固执己见,未能阻止西北航空公司圣诞爆炸案。奥巴马找到克拉珀,并任命他为情报局局长,这已经是短短五年内上任的第四任局长了。美国情报机构众多,监控范围极广,克拉珀认为自己会把重心放在幕后,主要负责协调各机构的工作。



克拉珀的生活基本是在视频电话会议、地下汇报厅、指挥中心和防窃听室之间连轴转。他那辆黑色的 SUV 配有装甲,与其说是一辆车倒不如说是一辆坦克。车顶配有天线,在华盛顿特区内活动时,有蝶形卫星来保证他的通信安全。出远门时,住处的通信有专门的团队保护。他的助听设备会有人定期检查以防外国敌对势力窃听,他用 iPad 向总统办公室汇报时,反情报团队会简化 iPad 的功能来防止信息泄露和他人窃听。


克拉珀是美国政府里(或许也是这个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几乎可以掌握全世界的消息:各级各项选举、世界经济动荡、科技发展、恐怖组织阴谋,甚至连外国领导人的糟心事儿他都一清二楚。“一般情况下,我很难在开会时保持注意力集中。”他说道。


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美国人才知道克拉珀的“秘密帝国”里有10.7万多名员工,差不多相当于威斯康星绿湾的总人口。这些情报机构每年的预算花费超过了520亿美元,其中国家安全局花费100亿,中央情报局140亿,还有26亿美元用于无人机或破坏伊朗核计划等秘密行动。


毫无疑问,克拉珀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他有力推动了政府的采购改革和互联网技术升级,同时与外国政府和国内机构也展开合作。除此之外,他也努力推动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此,他坦言自己做得还不够。尽管他知道很少有外人会记得他做的这些事情,但他还是说,“如果我能够一直这么做下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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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与克拉珀的残酷恩怨


而人们最有可能记住克拉珀的却是一件他本职工作之内的事情: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情报泄露。


2013年6月8日,星期六,克拉珀罕见地在办公室接受了 NBC 记者安德烈亚·米切尔的采访。在911事件后,国家秘密电子监听计划被《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引起种种非议,克拉珀试图通过此次访谈来平息外界舆论。克拉珀告诉米切尔:“这事搞得我胃绞痛,不是在打比方,是真的身体不适,因为这次事件,我们的情报能力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几分钟后,克拉珀的随行安保——一名配枪便衣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打断了采访,表示有一个紧急电话需要克拉珀亲自接听。这是克拉珀第一次听说那个将影响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名字:爱德华·斯诺登。


斯诺登泄密事件除了震惊了社会大众,也给克拉珀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此次全球范围内的电子监听“棱镜”计划后,媒体迅速将矛头指向了三个月前克拉珀和议员罗恩·维登在国会上一次看似无关的交锋。2013年3月12日的听证会上,维登问克拉珀:“国家安全局是否在搜集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


“没有,议员先生。”克拉珀当即否认。


“没有吗?”维登难以置信地反问,因为作为高级别的情报委员会委员他所了解到的事实和克拉珀的回答恰恰相反。


“没有刻意搜集,”克拉珀解释说,“有可能会无意间获取一些,但绝对不是故意在搜集。”


听证会跳过这个话题继续了下去,但维登以及他的情报官员被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震惊了。


数年来维登协同议员黛安·范士丹和马克·尤德尔一直在抵制911事件后日益严重甚至没有底线的国家监控。维登眼睁睁看着克拉珀属下的国家安全局情报官员们不断发布虚假申明,误导大众。“多年来他们不断编织谎言,”维登说,“国家情报体系充满了漏洞。”其中就包括2012年时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在 DefCon 黑客大会上谎称中央情报局并没有搜集美国人民的任何私人信息,而在维登看来,这简直是“美国政府最大的谎言之一”。


斯诺登本人称正是克拉珀给维登的回答让他决定迈出这一步。尽管针对此事斯诺登没有接受专门的采访,但在2014年《连线》杂志的访问中,斯诺登表示了对克拉珀表面光鲜实则腐朽的谎言充满了恐惧:“克拉珀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职责、他的工作就是欺骗美国人民,他认为这样的欺骗是完全合理的。”


克拉珀拒绝承认自己给维登的回答斯诺登事件的诱因:“斯诺登想让大家认为这是事实,但这简直就是狗屁。”他指出早在那次会议前几个月斯诺登就已经开始搜集证据了。“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斯诺登觉得自己有义务曝光这所谓的被滥用的国家监控,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但他同时还曝光了很多与此无关的机密文件,破坏力太强了,”克拉珀说,“他太自以为是了,他所宣称的理想主义我丝毫都不会买账。”


在一系列辩解之后,克拉珀试图通过向情报委员会主席范士丹书面道歉来收拾他和维登之间的烂摊子。在斯诺登泄密事件的两周后,他致信说:“我当时给维登的回答明显有误。”克拉珀对让他下台的呼声不予理睬,甚至无视反对者对他作伪证的控诉。议员兰德·保罗说克拉珀应该和斯诺登一起被关进牢房。




过去几年中,克拉珀对外的统一解释是他回答维登问题时脑子迷糊了,把维登对于原始数据搜集的问题误认为是在询问关于公开发表内容的搜集。“大家都认为我撒谎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回答有误,但我没有说谎。这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克拉珀很清楚,和维登的这次对话以及斯诺登的泄密事件会给他打上终身的烙印。“将来《华盛顿邮报》刊登我讣告的第一句话里肯定会提起这件事,”他说,“但对我们来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克拉珀表示,斯诺登事件后整个社会大众的激烈反应让他和整个情报体系都大吃一惊。“大众的震惊让我们震惊,”他说。因为情报局一直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美国人民对他们的期望,即充分利用所有合法手段搜集情报。今年秋天,克拉珀和一群情报局官员开玩笑时说:“你们知道吗,任何一种情报搜集方式我都喜欢。”


在克拉珀看来,民众的负面情绪部分源于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暗中集权开展大规模反恐战争。他认为其实还有很多项目应该公开处理,由国会来决议授权,其中就包括此次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核心——全国监听计划。克拉珀相信,被911恐怖袭击警醒的民众和国会理应会同意情报人员的任何要求。“我们本来是可以合法化的,”他说,“我相信只要我们提前申明了必要性,棱镜计划肯定不会引起这么多非议。”


克拉珀表示,事实上,虽然在斯诺登事件之后法律法规的变更影响了安全局的工作进程,但也确实将更多数据信息合法开放给了安全局。“以前是安全局自己搜集数据,现在我们直接找公司要。相比而言,现在的数据来源比之前更广、更多。所以如果大家认为现在公民自由和个人隐私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自斯诺登事件之后,克拉珀尽可能多地发表公开演说,向大众解释情报体系的工作内容,并公开更多的记录。而这一切可以说是克拉珀对现实的退让和妥协,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很可能出现下一个斯诺登。确实,有证据显示,目前至少还有一名泄密者在不断公开国家安全局近期的秘密行动。所以克拉珀相信在当下这个时代,政府的秘密行动是藏不住的。今年秋天,他警告情报官员说:“总有一天整个保密体系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对于目前的保密体系,他表示:“那适用于传统纸质文件时代,现有的规则不足以应对网络科技,也不适用于现在的工作方式。”


这和维登坚持了好几年的意见不谋而合。维登表示过去的十年已经证明了这是个没有秘密的时代,一旦美国民众发现自己被误导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降低,就会开始怀疑政府的道德规范。“整个美国史就是真相终究会大白的历史,”维登说,“一直困扰我的是,在整个情报体系下,公开给民众的信息和我自己私下了解的信息完全不同,这是有问题的。”


在逐步实现信息开放的过程中,克拉珀还公开了无人机计划。自2011年9月,美籍也门裔激进派穆斯林教士兼基地组织驻也门头目安瓦尔·奥拉基被击毙后,该计划就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另一名美籍人萨米尔·汗也死于那场袭击,而奥拉基16岁的儿子在几周后的第二次打击中意外身亡,引发各界关注,呼吁完善对美军海外杀害美国公民的司法监管。


2016年7月4日,星期五下午6点左右,克拉珀首次公布了无人机杀害平民的官方记录,该记录中的数据被指低的可笑——克拉珀声称,2009至2015年期间,美军共实施了473次无人机打击,共击毙约2500名“作战人员”以及64至116名“非作战人员”。相比非官方组织搜集的数据而言,克拉珀提供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据非官方统计,仅在巴基斯坦就有约450名平民遇难。但克拉珀坚称他的数据才是真实有效的。“我们公开了全部的真相,”他说,但随后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公开的最准确的数字。”


维登承认情报体系最近越发公开和透明。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对国会的公开程度增加了很多。“迈克尔·罗杰斯的工作方式让我看到了希望,”维登说,“他真的很不一样。”然而依然有克拉珀的反对者表示,虽然边缘情报公开了,但尚未看到整个情报体系改变工作理念的有力证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首席技术专家克里斯托弗·索戈扬说,虽然克拉珀团队创建了 Tumblr 社交平台账号,并且解禁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包括911恐怖袭击后政府长达28页针对沙特阿拉伯在资助、组织此次袭击中所扮演角色的调查报告,但他们还没有公开确认斯诺登事件后是否还有别的监听计划或工具存在。“在普通民众看来,国家情报局似乎是更公开了,”索戈扬说,“但我总觉得这就是演的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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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战争


斯诺登事件之后,克拉珀所做的一大举措就是解密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总统每日简报,这是从肯尼迪时期起每天由中央情报局送到白宫的高度机密情报文件。过去一年里,克拉珀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公开了直到福特时期的大部分简报文件。


克拉珀任职期间美国政府牵头发动的一种“新型”战争,也是他任职期间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之一。2008年,一支由以色列特工和美国特工组建的秘密小组向伊朗纳坦兹核基地释放了震网病毒,该病毒物理破坏了核基地的浓缩铀离心机。2010年,就在克拉珀即将上任之际,这次秘密袭击遭到了曝光。


自此,其他国家也开始纷纷攻击美国,2014年,伊朗威胁说公开拉斯维加斯金沙娱乐城的客户资料,朝鲜也入侵了索尼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就在2016选举日几周前,克拉珀还指控俄罗斯官方干涉美国内政,非法入侵选举和政党计算机系统。克拉珀称,和未来几年美国将要面临的事情相比,这些袭击微不足道。他担心的不只是资料遭到破坏和威胁,他更担心数据操纵,这便是他所说的“下一个越过底线的事儿”。狡猾的敌人会借此编辑并破坏美国计算机系统内的信息,逐渐削弱人民对政府或者行业记录的信任度。


克拉珀说,政府和私人网络的安全级别根本没有达到所需标准。与此同时,他认为国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楼的进攻能力是维持网络和平的关键。克拉珀对于提供端到端加密的应用和服务器的快速传播表示遗憾,他认为斯诺登曝光的文件让全世界提前七年用到了先进的加密技术。针对此事,他认为政府需要与技术产业合作,以平衡社会对安全性的要求和对个人隐私的担忧。


“我认为,在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全心去做,凭他们在行业内所有的创造力和智慧,是可以提出一套解决方案的。”克拉珀想知道托管系统中的密钥是否能由多方持有。“肯定有比这种专制更好的方式,这样色情作家、强奸犯,罪犯、恐怖分子、毒贩和人口贩子就不会漏网。”克拉珀认为,把加密技术作为反对网络攻击的堡垒并不靠谱,相反,他认为威慑遏制才是应有的策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美国开创了网络战争时代一事并不重要。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开创者,那我会很高兴。”他希望使用像震网病毒这样的武器,以及他们所展现的足以摧毁现实世界的破坏力,努力让敌对国家之间维持和平。任何网络攻击行为肯定会导致报复攻击,而报复攻击将会摧毁其本国的核心系统,如果各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采取行动了。他说,“在我们制造出威慑物和震慑心理之前,这些攻击将继续发生。”他不知道威慑战略是什么样子。“人们能够理解核威慑,但网络威慑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他很乐意将这个问题传给他的继任者:“这种‘家庭作业’我可不想做。”


他说,在其他方面,国家也要有远见。美国太过专注于恐怖主义,对长远威胁并未给予过多关注,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比如,太空战争、人工智能以及人类基因组改造可能会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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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道德 VS 国家利益


虽然克拉珀勉强接受斯诺登事件对他个人声誉有所损害,但他更担心的是该事件对情报工作者的影响,比如“美国可能背叛那些曾经为它效忠的员工”之类的可能性。911事件后,中央情报局官员负责运营机构的“黑牢”和酷刑项目,但后来政府和国会背叛了这些官员。他担心有一天国家会以同样的方式背叛那些执行无人机袭击的员工。他说,“我担心人们有一天追溯回去,然后觉得用无人机杀人是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去批评、起诉,甚至是审判那些参与到无人机袭击中的人。”


“我觉得用道德标准评判过去的事情真的很烦人,”他说,“人们不断针对美国之前做过的事情提出各种问题。如今,每个人都认为,二战中扣押日本裔美国人的行为极其恶劣——但当时这似乎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克拉珀表示,他担心现在的间谍面临着政治风向变化一般的风险(他们基于忠诚进行的合法授权行动最终却变成了被政治迫害的缘由)。他认为,过去的15年里,美国情报机构的确犯了错误,但从未故意违反过法律。


令克拉珀不满的是,这样的迫害会反致他的员工质疑工作的价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战略司令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一直在困扰他:你觉得监听道德吗?


克拉珀站在一群穿着军装的官员前,思考着他的答案,随后他知道了些会议间里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那一周,联邦调查局在跟踪调查另一个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承包商,他们认为此承包商和国家安全局机密监控程序的再次泄露有关。


克拉珀停了一下,毫无歉意地回答:“我们可以摸着良心工作,但我们必须谨慎。情报体系的历史一直侵犯着美国人民的信任。”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是不道德的——只是意味着工作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完成。“我一直把情报业看做是一个光荣的职业,我们所有人都要牢记遵守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准则。”


克拉珀的孙子最近在中央情报局开始做技术工作,他和克拉珀在空军做情报官时的年龄一样大。两人年龄相差53岁,在过去一年里,两人一直在谈论技术、中央情报局的未来及其员工。克拉珀说他相信中央情报局在招聘新人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要留住员工并不容易,特别是技术人员,他们容易被私营部门的工资和更多的自由度所诱惑。克拉珀说:“我们那一辈人一旦选择了一份工作便会许诺一生效力。而我孙子和他那一代的人就不会这样想,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献身于一个职业。”


虽然克拉珀会偶尔在晚上喝一杯孟买杜松子酒加奎宁水(或是马天尼),但他却没什么机会可以真正地放松。他问我,“过去六年里,你有放过一天假吗?完全不工作的那种?”还没等我做出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没有。过去六年里,我每天都要工作。等我们结束谈话后,我还要继续工作。今天晚上,我得加班,明天我还得赶早去总统办公室。”


克拉珀说他期待着离职的那一天,即使很多同事对他离职之后会发生什么感到焦虑不安。到他离职还有几周时,他将会欣然与过去的一切告别,他期待再次做回最自然的自己。


“24小时实时监控下,”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压力太大。”


但与大多数他监视的国内外目标不同的是,他清楚地知道有一双眼睛此刻正在盯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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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冲 撰文:Garrett M. Graff 摄影:Jared Soares 翻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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